《红楼与社会论》出版之后的一个星期之内，褒贬不一，但是这本书引起的巨大轰动，使得文坛一时间都对此书展开了大讨论。(书^山*小}说+网)
一些青年学派非常推崇这本书的观点，认为书中的思想十分具有先进性。尤其是那一句“天朝的问题，只能从天朝基本国情中找答案”。
“基本国情”这四个字也开始成为时髦词，陈江离断言当下的基本国情是“官僚资本主义下的半封建半殖民社会”。
这一观点被不少学者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像章大炎，就发表了文章《基本国情下文化救国的可行性》，从历史、时局、民族三方面出发，对陈江离的观点进行了论证。
章大炎文章中，不乏溢美之词，因为其本人也是国学家，所以十分认可陈江离的言论。
还有就是钱慕，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复兴文化就是救国》的文章，其中更是全篇引用了陈江离的观点。
短短一周之内，民国南方十大师，居然有八个发文来力捧陈江离的大作，主张将其纳入大学教程。
……
然而有盛赞就有贬低，这些贬低者大多是崇尚热血革命的斗士，都是主张学习西方革命的愤青。
其中鲁训先生的文章《陈江离是谁？》，成为了抨击者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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