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终在众多儒士求情下，加上担心“杀一人而失天下心”，曹操只得将他赦放。
这可以说是曹操屈服于儒家施政思想的又一举动，而田畴不仅为汉末儒学名士，在曹操东征乌桓时还有功于曹，曹操因此几次要赏赐他，但都被坚拒，这使曹操颇为不满，故而欲强令威逼之。
最后曹操也是在“匹夫守志，圣人各因而成之”等儒家理念作用下无可奈何地屈就了田畴志向。
而且在曹操执政后期，他不仅在地域上实现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统治局面，在政权内部也几乎消除了兴汉反曹势力，他的统治已基本得到社会认同。
然而即使这样，在时人认为他已可代汉而立，如孙权上书称臣，陈群、桓阶等人劝他称帝时，曹操还是囿于儒家思想的限制，曰：“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没有废汉称帝而仍选择做汉的大臣，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曹操心目中是有着很高的地位的，曹操对儒家思想的敬畏贯穿其一生。
第三，就是曹操对儒家思想中一些地方不接受，表现的很叛逆。
尽管儒家文化思想在汉末社会意识中依然发挥着很大程度的导向作用，曹操在施政中也深受其影响，但一如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末社会政纲驰坏、刑礼堕败、吏治混乱和强权当道之时局，相对于西汉稳定局面而言已不可同日而语。
因而也更非单一儒家思想所能扭转治理现状，以此故，汉末乱世曹操在不弃儒家思想施政的同时始盛乱世用重典，将法治和儒家思想等相结合来拨乱反正、治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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