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道：“皇上，周时纯上书中有言，国朝税收之弊端有三。其一，只重税收人口不重纳税人数；其二自万历年中期开始，贱户激增却并不纳入税收人口；其三。当今土地兼并严重，导致大量流民出现。而官府为保证税收压迫更甚，结果流民甚巨。”
朱由校喝了口茶道：“这些朕都知道，周时纯上书中也说，希望重新计算纳税人口，并且将贱户纳入税收之中，抑制土地兼并减少流民。朕关心的是，这些多出来的人口，地方官府是怎么处理的？傅山，把你了解的情况说一下。”
“是，皇上。以大同府为例，官府收到足额田赋之后，并未对多余人口课以赋税，仅仅令乡绅自行约束。”傅山答道。
“额？村民由乡绅自行约束？那城市里增加的人口呢？由谁进行约束和管理？”朱由校再问。
“这…因为市民并不承担田赋，因此并无直接约束和管理者。”傅山想了想答道。
“并无直接约束和管理者？那城市中的税收呢？”朱由校质问的语气开始加重。
“皇上，老臣曾巡按江南及辽东，还是老臣来回答吧。”熊廷弼拱手道。胥吏经手地方具体事务不假，可朝廷对于此事的态度，胥吏可未必清楚。朱由校喝着热茶，示意他继续。
熊廷弼一捋胡须道：“皇上，地方豪绅大户经常使用‘飞洒、诡寄、虚冒’等手段以负国课，而平民本身负担并不沉重，一两银子仅税6钱而已。可即便如此，逃税者依然甚多；
至于商税，国朝一年所入屈指可数仅二三十万两，天启年后虽增至五十余万两，亦杯水车薪。时至今日，江南产茶之地，还在用宝钞结算税收，一年仅得银十余两。
不仅如此，朝廷还屡次增补。如嘉靖三十七年三月，‘诏恤京师铺商。会估衙门不许抑减时值，经收衙门不许需索分例。其未发商价，以太仓银次第给补’；
另隆庆四年六月，‘工部复大学士高供所陈恤商事，言贫商困累，惟多给预支银可以拯之…诏可’。而隆庆年间南京工部郞张瀚，更是下调商税，‘自后商贾乐赴，舟楫骈至辐辏，国课较昔反增十之五。以此见人心可以惠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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