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江南运河漕运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河道久失疏浚，江南漕粮北上。地方沿途吃拿卡要多如牛毛，朝廷在漕运上的耗费一年比一年多，运到北方的米粮却越来越少。一旦遇见兵祸天灾，漕工民夫离散十之八九，漕运就更加岌岌可危。从天启年间开始，苏淮、山东的天灾民乱就没消停过，漕运被截断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事了。
沈廷扬。这个让崇祯皇帝寄予厚望的前户部郎中，是明朝末期少有的提倡“海上漕运”的开明官员，曾将《海运书》和《海运图》进呈崇祯。光是口头宣传还不足以证明，沈廷扬随后在崇祯将信将疑地认可下，在山东登州主持对辽东宁远战区的漕粮海运尝试，结果效果极其明显，不光周期短，而且耗费极少。
崇祯事后曾高兴地说：“居官尽如沈廷扬。天下何难治！”可见崇祯对沈廷扬的期望有多高。虽然未能改变北方大局，松山战役依然以“关外尽陷”而告终，但沈廷扬提倡并经过实践的漕粮海运一事，却让崇祯记在了心里。
琼州引入流民，屯垦成果显著，证明当地粮产潜力巨大，以琼州为枢纽的两广南洋米粮贸易也十分昌盛。说不得哪天还真是“获百万米粮之利于海上”。唯一麻烦的，就是如何大规模的实现海上南粮北输的大工程，毕竟从两广到山东，远不止山东登州到宁远那么一小段的距离。
崇祯皇帝孤注一掷钦点沈廷扬出任琼州兵备道兼琼州知府。就是希望对方能再度创造一个米粮海运的奇迹，打着将来能从两广和南洋搞来更多钱粮的主意。若在以往，谁出任琼州就是个政治弃子的信号，但现在却意义完全不同了。
这种完全打乱地方军政号令统属关系的任命，在明末天启和崇祯两个时期大面积出现，崇祯年间堪称“万金油”的兵备道一职尤为突出。许多时候没有特定品级限制，职权可高可低，可有可无，可一旦有了皇帝的敕令，又能地方军民内政司法税政乱七八糟一把抓，也算是明末国家地方管理日趋混乱的奇葩特征之一。
至于赵有恒，琼州一开始的兴盛就是从他手里发端的。赵有恒曾有多年任职琼州的经历，更曾被熊文灿称赞为“熟知东南民事、通晓南洋商事夷情”，在南京和福建任上的风评也很好，由他出任广东巡抚，统筹监理地方钱粮兵马军械自然也是最佳人选。
更重要的是，两广一旦纳入朝廷的南粮北输战略，海防压力就更大，以现在广东边海诸多烂如稀泥的卫所，根本无法承担，要再养出一波类似郑芝龙、颜思海这样的边海兵霸，绝对是崇祯不愿意看到的。
至于几年前那个“南洋米夷求贡舶、落难于外洋孤岛”的小插曲，无论是崇祯皇帝本人，还是当时的内阁诸臣，都被那批送上门的海量军火给弄晕了头。
说是稀里糊涂就出租了香港岛倒不至于，但面对巨大的海贸利益，以及满清的军事压力，内阁少有的“同心协力”了一把。对老窝盘桓江南的东林党而言，已经有了澳门的先例，再多一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实惠的香港也无不可，何况租期只有十年，也不怕尾大不掉。
崇祯皇帝含糊其辞地“原则上”默认了那个鸟不拉屎的小岛的出租意向，甚至还流露出迫不及待的意思。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静心则成功地“揣测圣意”将此事操办了下去，算是党争厉害的明廷中枢难得一次“双赢”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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