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底至11月初，我刚调到五冶计划处不久，五冶总公司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经济活动分析会。
在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上，从基层工程队，工程公司负责人以及总公司各有关处室，还有总公司的领导，都围绕着企业内部目前在施工生产经济活动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地大讨论。
到会的所有的工程公司和厂站单位，都对建筑工程的概预算造价管理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一致要求总公司机关必须成立以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概预算工程造价等为主要相关业务的科室。
很多人在这个会议上大声疾呼：“总公司计划处现在的这个编制组业务管理不明确，名不副实。最起码说，外单位和五冶内部都不知道编制组的业务是什么？又有谁能想得到，这个编制组是管理预算的。他们必须大大方方地把旗号亮出来。正式成立五冶总公司的合同预算科，大张旗鼓地对五冶范围内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和施工图预算实施有效管理。真正发挥施工图预算应该起到的作用。”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与会人员争锋相对地指出：这恐怕不行，总公司机关的机构编制够庞大了，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提倡精简机构，直属机关无论如何不能再增加编制了。
在这以前，为什么叫编制组？是因为当时成立这个部门的目的就是要对五冶公司范围内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和施工图预算实施管理，但是由于四人帮对整个国民经济所造成的严重破坏，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意识。那个时候，谁要提起抓经济管理，谁就有可能被扣上以生产压制革命的帽子，谁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抓施工生产。
但是作为建筑施工企业，又必须得有个部门来管这类事情，这个部门的名称，还必须得要显示出它所具备的革命性，再加之预（结）算的确是要人来编制和管理。当时五冶总公司的老领导们想尽了办法，动了很多脑筋才取名为颇有革命性的名称----编制组。
通过五冶总公司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的九年实践体会，大家都感到的确很不适应施工管理的需要。这个编制组人员也太少，职责业务不明确，连个正式的科名都没有，办公室的门上没有任何标志，只有一张二拇指宽的小纸条，上面写着“编制组”三个小字。外面来办事的人如果不注意，根本就找不到。管理起来是名不正言不顺，也放不开手脚，根本不能适应今后施工企业的经营发展，更不能适应规模越来越大的施工生产任务的客观需要。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正在进行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在激烈地开展。五冶总公司也就在这个历史时期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经济活动分析会，是否成立合同预算科显然已经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会议上各方面的人都在会议上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大辩论。
当时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正好发了一个［1978］（78）号文件，这个文件对建筑工程独立费和间接费用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并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的建筑企业建立与该文件精神相适应的组织机构，以加强对建筑施工预算成本进行控制等项重要内容。
本次经济活动分析会在充分总结各方面的意见之后，经过综合平衡，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都已具备，总公司的领导终于最后下决心：在现有编制组的基础上进行广泛地招贤纳士，扩充编制，成立了配属计划处管辖之下的合同预算科。我就在这个时候，正式跨进了合同预算科的大门。我只有27岁。当时在五冶总公司范围内，是工程造价管理专业最年轻的办事员，
平常在办公室里，牟实钧和郑洪礼就拿出很多的建筑经济方面的各种工程量分析指标的表格，要我记下来。我也想尽快地能插上手。实实在在地做出点成绩来。在办公室里，很多人都告诉我“你们的牟实钧和郑洪礼，两位老师都是很有能力和本事的人，你跟着他们要好好地学本事。”
从那以后，我每天没事就在办公室里，拿着小本子开始记载着很多的相关子项工程量与总的项目工程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每天都做记载。我当时就采取不断地积累数据。想着将来的某一天，这些数据会发挥应该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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