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小说的登峰造极，明朝的学术界也诞生了一位奇才，便是王阳明。王阳明的父亲是明朝的一位状元，时任南京吏部尚书。继承了状元基因的王阳明，从小便拥有与众不同的理想，一次，在与私塾先生讨论人生理想时，王阳明没有如其他学生一般把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作为人生理想，他的理想是‘做圣贤’，而圣贤之路，是一条没有标准模板的路，这也决定了王阳明需要用自己的一生去摸索这么一条通往圣贤之路。
从宋朝到明朝，儒家思想都是国内的主流思想。宋朝诞生了大学士朱熹，朱熹对儒家思想有着极为深厚的理解，尤其是四书，他所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明清两代钦定的教材书籍。朱熹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如《大学》中所说的要‘格物致知’，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所有看似微小的事物都包含了许多的道理，我们通过对细节事物的仔细研究，可以明白这天地间的许多至理。年轻时的王阳明对这种圣人之言从充满信任和好奇，于是他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七夜，把自己格的病倒了，也一无所获，于是王阳明对‘格物致知’之说开始产生怀疑。
不凡之人总会拥有不凡的经历，1506年，担任兵部武选司主事的王阳明，因为上疏得罪了太监刘瑾而被贬至贵州龙场。离开了勾心斗角的权力旋涡，来到偏僻边陲荒芜之地后，王阳明却因此获得了清净。在这清净之地，王阳明专心思考，写了‘教条示龙场诸生’，史称‘龙场悟道’。其后的许多年里，王阳明凭借自己的智慧，相继平定了宁王的叛乱及其它的许多盗贼流寇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暮年之后，王阳明辞官回乡，开设书院并开始讲学和传道。
王阳明所创的‘心学’，是相对于朱熹的‘理学’而言。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是迂腐而效用十分低下的。他也反对‘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在他看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即人性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而善恶是随着人们思考而产生的，人们能清楚的分辨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因而我们要遵从良知，‘择其善而从之’，而我们也在这为善的过程中，慢慢体会事物蕴含的道理。
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比传统的‘理学’思想更为实用也更为务实。王阳明认为，为人处世应‘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时，便有疑问，问了又走，方能到达欲到之处。’在面对新鲜的事物，不明白事物的道理缘由时，你不可能总是等到把事物研究的一清二楚再去做，而应该先进行尝试，作出你认为符合‘良知’的选择，并在这做的过程中慢慢明白事物的道理。这便是所谓的‘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良知与行动的合二为一，也是行动与知道的合二为一。他的知行合一思想，如同明朝中期的一盏火炬，照亮了那风气日渐昏暗的社会，而王阳明也用一生践行着他的思想，践行着他儿时‘做圣贤’的理想。王阳明用一生完成了‘立德、立功、立言’，在个人功德上可谓明朝三百年第一人。而王阳明的一生，则可以用王阳明的遗言来进行总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