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72年，孟子诞生于群雄逐鹿中原的战国中期，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与孔子仁、义、礼的儒家思想一脉相承。在这个群雄并起、战火纷飞的时代，孟子胸怀美好的愿景，一生致力于王道，周游列国，劝谏诸王施行仁政。
孟子仁政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战国时代，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自然不受各方诸侯待见，但从秦汉之后，当中国再次成为大一统的国家之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开始对其后的各个王朝有着深远的影响。
相较于孔子的传道授业解惑，孟子更多的是对修身之法的思辨与宣传，在孟子看来，从君王到平民，都应致力于修善身心，如此则有利于君民之间的和谐共处，并最终达到国泰民安的理想状态。
于君王而言，应爱护自己的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人，故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君王应秉承大义，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于一般臣民而言，修身的标准，在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之一生有起有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难免会经历磨练，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而中国几千年来‘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也来自于孟子‘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身而取义者也。’‘义’者，天下之公理、正义也，古往今来，多少中华儿女，为了一个‘义’字，心甘情愿的舍弃了自己的性命，‘舍生取义’作为一个文化印记和民族精神，铭刻在了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之中。